苏联解体根源再认识 ——“历史终结论”的挑战与思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作者:刘仁营 胡月庆 时间:20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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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解体根源再认识 ——“历史终结论”的挑战与思考

苏联解体距今已1/4个世纪了。这一事件的发生,对于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等人——的历史观有很大影响。无论福山本人是否承认,他得出“历史已经终结”的结论,显然与这一事件的发生有直接关系。然而,这一事件对于福山等人似乎又是一个“突发事件”,这导致他们的认识因为没有充足的资料而显得缺乏现实感和历史感。今天的情况不同了,随着相关资料的不断披露和后续效应的不断显露,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越来越能够冷静而客观地认识这一事件了。

一、苏联解体是因为“制度合法性危机”吗?

在福山看来,苏联之所以解体,主要是因为其政治经济制度缺乏合法性。他认为,苏联解体尽管还有其他重要原因,如经济危机、现代化危机等,但合法性危机才是根本原因。福山说:“如果我们仅从经济危机来理解后来的改革,也许会犯错误……为了了解苏联这个国家的致命弱点,就应该把经济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危机中来理解,这个更大危机就是整个制度的合法性危机。”

什么是制度合法性呢?福山在不同场合指出制度合法性具有两重含义,即合民意性和合人性。所谓合民意性,就是一种制度是否能获得群众的高度信任。在他看来,苏联之所以解体,就是因为苏联社会制度不能合乎苏联人民特别是统治阶层的民意。而一种制度要具有这种合民意性,就要践行西方的市场制度和自由民主制度。因此,合法性“只具有一个标准,即自由民主,也就是市场经济的生产率及民主政治的自由”。除西方市场制度和自由民主制度外,其他所有社会制度都不具有合法性。

福山不满足这种“实证层面”的政治学上的满意或不满意,他又提出了“哲学层面”的人性内涵。他说:“我们不能只看到英国和美国民众对现实社会的不满的实证,而应当寻求理解人的本质,即从作为人始终具有但不是每时每刻都表露出来的人性,并按该标准来确定当代民主国家的合法性。”

福山所谓不变的人性,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不怕死的“追求别人承认”的属性,凡是能够满足“追求承认”人性并合理处理这种相互矛盾的制度就是合法的制度,而这种人性的永恒性决定了合乎这种人性的社会制度也具有绝对稳定的不变性,它并不随着具体历史事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一旦生成,就会成为一种维护国家存在、抵御各种危机的中坚力量,会像用来抵御金融危机的不断支取的“一种现金储备”那样发挥持久的作用。相反,缺乏合法性的制度一旦面临政策失败,就会因无法求助于政治合法性这一“更高级的原则”而破产。这样,合法性的内涵就被从政治学层面推进到了哲学层面。

然而,合什么样的人的民意、人性才是合民意、合人性呢?这是要害之处。马克思、黑格尔等早已指出,人性不是抽象的,而是社会的、具体的、历史的,处于不同社会地位中的人的人性也呈现多样性。特别是当社会仍然围绕核心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区别成不同利益集团,它们之间的冲突构成社会轴心矛盾时,一个超越根本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普遍民意就只能是一个道具或者一个说辞。对此,一方面,福山因为不承认美国存在阶级,试图用“合多数人”来处理这个问题。然而他一旦这样做,就立刻面临十分棘手的问题:苏联制度原本就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然而希特勒上台也得到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按照合多数人原则这些现象也应该是符合合法性概念的。这样,福山用合法性概念批评苏联制度的做法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于是,另一方面,他又发明了一个新的说法:“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他指出,苏联制度、纳粹制度原本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因而曾经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这种处理方法貌似可以缓和自相矛盾,但实际上加深了这一矛盾。因为他既没有说明苏联制度原本就有的这种合法性是如何丧失的,也忽视了另一个矛盾:他既然承认苏联制度也曾经具有合法性,那么导致它失败的原因就不再是有无合法性的问题,而是如何保持合法性的问题。

为了缓和这一矛盾,福山重新处理了合法性与正义性的关系。他把合法性与合民意捆绑在一起,把合人性与民主捆绑在一起,并在合法性与正义的关系问题上做文章。他认为,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合法,主要看民意是否支持,不再与人性、正义有必然联系,它完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他强调说:

“合法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与正义的实质性原则有关,但与正义不是同一回事”;

“人们认为一系列机构是合法的,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机构是公正的,但合法性始终是相对于授予合法性的人们而言的”;

“这些强国最有可能被摧毁的致命弱点,是其政治制度不具有合法性,即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危机。合法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正义或是正确,它是一种存在于人们主观理解之中的相对概念。”

合法性被福山看作一种纯主观的、相对的概念,只要人们认为一些国家机构或国家制度具有合法性,那么它就具有合法性,至于它是否正义,那是不能确定的。按这种相对主义逻辑来重新解释合法性,即从纯粹主观的民意角度解释合法性,那么“多数人偏好专制”现象也是合法的。

合乎民意未必就要合乎正义,希特勒时期的政治制度就是如此。所以,所谓合法性危机,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民众思想控制的危机,只要能控制住民众思想并使民众对政权和制度不提出异议,就根本没有合法性问题,也不会发生合法性危机,无论这种合法性是合乎民主还是违背民主的。苏联“这样一个制度在广大人民中,并且肯定在当权的精英中已经赢得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反映出俄罗斯社会对专制的自然偏好”。

“希特勒和他的余党们,在柏林的地堡中直到临死还依然相信纳粹事业属于正义,希特勒的独裁是合法的。在绝大多数人的眼中,纳粹的感召力已逐渐消失,其原因是他的战败。”

合法性已经完全变成一种相对的价值,不再以是否合乎福山原本认可或真正认可的那种人性作为标准,而是以一种“以成败论英雄”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历史价值观为标准。这就完全否定了民主与合法性的原本逻辑关系,也否定了“合法性危机”与“合法性逻辑”的合法性,因而陷入了自相矛盾。

实际上,福山采用的多数原则也不是真正的多数,并不能掩盖他骨子里起决定作用的意识形态标准或阶级立场。福山的合法性概念因为有时坚持了多数原则,所以他在国际关系中强调坚持自由民主国家联盟基础上的多边原则。他认为,美国入侵伊拉克就违背了这一多边原则,因而遭到了大多数北约国家的反对,不具有合法性。然而,他的多边原则不是立足于世界所有主权国家一律平等基础上,而是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这些结盟的国家必须是合乎西式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他认为,北约就是这样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联盟,而联合国则不是,因为联合国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原则,而非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原则。实际上,他批评美国入侵伊拉克,与新保守主义撇清关系,一是因为美国主要不是为了自由民主目标,而是为了国家实际利益;二是美国搞单边主义,一开始没有拉着北约盟国一起上阵,遭到了它们一致的批评和质疑。

再看看被福山用来论证苏联制度丧失民意的证据都是些什么:安德烈·纽金《蜜蜂与共产主义理想》,肯·凯西1962年出版的小说《飞越疯人院》,法国旅行家卡斯廷的话,一位苏联朋友在1988年对他说的话。这些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著作和小说以及个别人物的话能够成为代表苏联人民民意的证据吗?显然不能。实际情况是,当时的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赞同苏联分裂。1991年3月17日,苏联对是否保留苏联而举行的全民公投的结果是:全苏参加投票的148,574,606人中,同意保留苏联的113,512,812人,占76.4%。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1999年、2000年、2001年做过调查,占调查者66.5%、63.2%、57.6%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避免的。2005年12月俄罗斯全俄民意调查中心对俄罗斯46个州边缘区和共和国153个居民点进行了民意调查,57%的人同样认为苏联解体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说明多数俄罗斯人并不同意“当时的苏联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的观点。由此看来,福山提供的那些论据没有太多说服力,这与他在理论分析上谨慎小心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苏联解体是因为不能实现后工业化吗?

福山根据自己的经济技术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要经历三大阶段,即轻工业阶段、重工业阶段、后工业信息化阶段;要实现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即要实现经济的后工业信息化,需要具备一个基本条件,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福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只解决了第一个阶段的问题,列宁斯大林只解决了第二个阶段的问题,第三个阶段的问题只有资本主义能解决,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无法实现后工业化。他说:“所有希望成为后工业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向决策权下方和市场化方向发展。虽然中央计划经济能紧跟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煤铁和重工业时代,但它们远远跟不上信息时代的要求。实际上,我们也许可以说,马列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高度复杂和充满活力的后工业经济世界就是它们的滑铁卢。”

福山认为,实现经济的后工业化阶段之所以需要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是因为计划经济具有四个方面的缺陷:(1)不能有效鼓励技术创新;(2)在信息获取和定价机制上不科学;(3)不能自觉参加国际分工,不能产生规模效益;(4)损害了工人的工作精神。而在这四个原因中,第一个原因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为科技人员提供一个自由环境,为他们提供自由思考的制度条件和激励机制,而且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实现技术的全面革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虽然也能在高科技领域促进科技发展,但在普通的日常生活领域无法实现科技创新。因此,“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说到底与技术创新问题有关”,“面对现代经济的复杂性,中央集权化的官僚制度无论技术有多先进都无能为力”。

对于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需借助市场机制的力量,这毫无疑问是合理的。但是否仅借助市场机制就能实现经济现代化和信息化呢?当然不是。毫无疑问,福山将苏联解体归结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错误的,他给出的几个理由也不能成立。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和领域,福山的理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就整体而言,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一,关于信息技术,它最初恰恰是在国家军事战略指导下形成的,后来才转向民用领域,由市场和国家相互配合来推动。世界上最早的电子计算机跟“二战”的战火紧密相连。随着“二战”火炮的发展,弹道计算越来越复杂,原有的计算机已经不能完全满足这种需要,迫切需要有一种新的快速的计算工具。在此背景下,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了。后来经过美国贝尔实验室、IBM公司等市场化手段的参与合作,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微型电子计算机。但这一过程仍然借助于国防战略的推动。可见,没有国家发展战略的推动,就不可能发展出现代信息技术。现代信息技术也不仅是为满足市场需求而创造的,它自始至终还是一种国防战略技术。

第二,与福山所讲的不同,相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不是显示出更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相反,这种科技创新能力正在逐渐丧失。比较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常用案例是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因为二者无论在人口、地理位置、资源禀赋还是建国时间上都基本相当。印度独立后保持了原先的市场经济,中国则一半是计划经济、一半是市场经济。经过比较,最终结果是:中国无论在生活质量、经济总量、环境保持还是技术含量上,都远远超过印度。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技术革新上并不比资本主义差,相反,更有优势。同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技术创新的能力在逐渐丧失,其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资本家的企业家精神,包括技术创新功能不断丧失,最终会为“受过训练的专家小组”所替代。而受过训练的专家小组并不以自由竞争的方式运作,而是“以可以预计的方式运行”。由于企业家职能的不断丧失,他们最终会沦落为赚取工资的“日常行政”工作者,使得自己“变得多余”。这样的社会结果是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替代。二是计划经济相对于市场经济具有许多优越性,最重要的优越性是增强了经济的调节和理性,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大大缩短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和流程。这是因为“每一项改进理论上能够以法令加以推广,而低标准的做法就能很快被消灭”。

第三,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已经证明,它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并不亚于资本主义,相反,它在很多历史阶段和很多方面的科技创新能力远超资本主义。例如,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再如,在国家发展规划和技术引进相结合的方式下,中国高铁已经在技术、总量、种类、运营、成本、施工效率等很多方面领先世界,走出国门,成为中国经济、文化输出的一种新名片。俄罗斯媒体对此称:北京的学习速度快得惊人,它以欧洲及日本的成就为基础,迅速掌握了相关技术及知识。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北京也致力于自主研发;中国不仅有实力、有意愿与俄开展高铁合作,还能给出更为经济的方案。在工业总产值上,苏联仅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就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而中国经济总量从2009年开始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这些成就告诉我们,片面地迷信市场和资本是不正确的。只有市场而没有计划,没有国家调节和引导,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挥技术优势的。社会主义在工业化上占有优势,为什么在信息化上就没有优势?福山讲社会主义只能通达工业阶段,无法实现后工业化,这没有任何依据。

第四,关于经济运行的定价机制和工作精神的培养,资本主义也没有表现出比社会主义更明显的优势。资本主义的定价机制灵活多变,但也缺少宏观理性的约束,无法避免类似于美国新经济泡沫和金融危机之类的灾难。

“在某些情况下,资本主义行业处于价格和产量在理论上不确定的环境中……资本主义经济要做到万事事先决定也比社会主义经济困难得多,代价也大得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无穷无尽的运动和反运动是必然的,决策必定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做出,这就使行动迟缓拖宕,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那样的决策和行动,不存在那样的不确定性。”

同时,既然福山认为真正的工作精神并不是基于经济人的利己动机,那么认为只有市场才能形成工作精神的说法就是自相矛盾的。只有超越了经济人逻辑,建立在共同占有而不是少数垄断生产资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是能够真正产生具有奉献精神的工作精神的土壤。福山一边坚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边又要资本家不利己、有奉献精神,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怎么可能呢?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因为不能参加国际分工而无法形成规模效益,也是毫无根据的。首先,这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与后工业技术的形成没有必然联系。其次,市场经济的效率可能在特定阶段具有明显的提高,但就从生产整体的可协调性和生产周期的可规划性来看,并不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优越。再次,参与国际分工也未必能形成规模效益。相反,拉丁美洲近代践行华盛顿共识的教训一再告诉我们:参与国际分工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否则只能沦为中心国家的经济殖民地,在产业结构上被锁定在低端位置,难以形成独立自主的和高技术、高资本含量的产业结构。东南亚“四小龙”和“四小虎”是福山曾经高捧的榜样,它们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状况,则完全推翻了福山之前的结论。这种完全依靠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仅适用于某些海洋性小国,仅适合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国际背景。如果夸大为世界性的普遍的经验,就可能变成一种经济欺骗和掠夺工具,而不是促进经济后工业化的动力。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以自己的切身经验披露了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如何利用市场学说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盘剥的阴谋。

三、苏联解体是因为采用了“苏联模式”吗?

福山认为,苏联解体是因为不能实现后工业化,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将苏联解体归咎于苏联模式。这种做法起初在国内外都比较流行,中国一些学者也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弊病太多,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应该承认,苏联模式或者斯大林模式的确存在严重缺陷,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缺陷是否一定会导致苏联解体?是否采用这种模式或者学习这种模式的国家一定都会解体?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否就是苏联模式?应该看到,这种观点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被提出来并不奇怪,但放在今天来看就是片面而错误的了,因为继续坚持这样的观点将面临一系列问题的挑战。

第一,苏联解体前,苏共的指导思想已不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的失败恰恰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失败,不应将责任归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解体前,其社会政治制度已经蜕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其失败恰恰是一种资本主义制度模式的失败,不应将责任归结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苏联解体前,苏共的指导思想集中体现为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指导思想,而当时的戈尔巴乔夫无论从世界观还是从政治信仰上都不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主社会主义者”。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了《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一文,这是他的思想发生根本性蜕变的标志。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据我们今天的理解,首先是自由的思想”,“而且是指这样的自由,它依据人的理智,依据关于在同其他人相处中具有个人权利的人道主义观念”,(所以)“社会主义是一般民主的和全人类的理想和价值观的体现者和捍卫者”。

在人类世界整体仍然处于资本主义阶段的时代,在由于生产资料的少数人占有和垄断而将这个人类社会区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从而存在两极鸿沟的时代,一切普世自由、普世民主都只能是一种乌托邦,这一思想已经由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继承者强调过多次了。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上述重新界定实质上是在偷换概念,将马列主义偷换成了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偷换成了资本主义,稍微具备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的人都能理解和得出这个结论。就连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说:“我读了这篇文章,戈尔巴乔夫自1987年十月革命周年讲话和《改革》一书发表的两年来,思想变化之大深深打动了我。文章一方面仍表示坚持‘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这个词的内涵做了新的界定,其内容与其说是属于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毋宁说更接近西方的社会民主。”

1990年7月,在戈尔巴乔夫推动下,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些思想实质上是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思想的继承发展,是第二国际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当代变种。尔后,戈尔巴乔夫亲自组建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并自任主席,后来又于2000年11月与其他十多个社会党合并成为新的统一社会民主党,公开宣布信奉社会民主主义,这些事件则完全印证了上述看法。在政治和组织制度上,苏联解体前也不再是社会主义了。戈尔巴乔夫等已经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对苏联进行了改造。一是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来改造党,放弃了党的领导制度,采用总统制度。1990年3月,根据苏共的建议,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取消《宪法》第六条的决议,这一决议是保障苏共领导地位的核心条款。二是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定干部标准,这一标准的改变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干部进入并控制苏共领导岗位,无法得到监督和更换。戈尔巴乔夫以干部年轻化和改革为名,采用一种“干部的逆向选择机制”,更换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批干部,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或立场模糊的干部。三是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放弃了苏联社会主义联盟制度,不顾全民公决大多数人民对终结联盟制度的反对,主动背弃联盟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江泽民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重要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

第二,中国、古巴、朝鲜、越南等国也学习过苏联模式,如果苏联模式必然导致失败,那么它们也无法逃避苏联的历史命运,但事实恰恰相反,它们今天仍然存在并且整体发展不错。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因而后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效仿其制度模式。但苏联模式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践行和命运完全不同,它演化出多种不同结果和道路。学界通常认为,这些道路整体上可以区分为三类:一是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道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二是以古巴、老挝和朝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适当改良的道路,仍然以计划经济和权力集中为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市场和分权机制;三是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代表的全面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认为只要采用苏联模式就必然导致崩溃和解体,那么除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必然崩溃和解体,但这根本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最终走向崩溃和解体的只是走第三类道路的国家。应该承认,苏联模式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方面的确存在很多问题,而且很多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必须将苏联模式的根本制度和运行体制、机制做必要的区分。存在弊病的不是根本制度,而是具体体制、机制和政策,需要做的是改革体制、机制而不需要改变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这些体制、机制层面的弊病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也起到了加速的作用,但不能由此得出它们就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这些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因素,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所有矛盾中的次要矛盾,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矛盾及其影响的客观性,但绝不能将其夸大为主要矛盾。

第三,尽管苏联模式存在很多问题,但其实质仍然是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模式,比资本主义模式具有社会优越性。苏联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这包括经济上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上实行共产党执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它存在的问题再多,也比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先进性和优越性。尽管它过于强调权力集中,完全否定市场的作用,不注重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和权力的监督,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和改革,但绝不应以偏概全,用其存在的问题否定其成就。

“一种解释是,苏联垮台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缺乏生机造成的。按照这种解释,苏联的计划经济已经失败,根本不可能改革,唯有资本主义才是可行的选择。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那时就有文章声称计划经济无法运行。这种有关苏联垮台的解释何以不能自圆其说的证据,在于苏联社会主义在垮台前所取得的6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虽然它在70年代和80年代遇到越来越多的经济难题,但它还在推动经济增长,尽管在80年代速度有所减慢。”

实际上,现实中的资本主义诸种模式尽管也在不断革新,但马克思早已揭示的致命性缺陷一直存在而无法革除。连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都惊呼“美式资本主义的灭亡”,曾经为欧美自由民主主义做宣传并将西式民主称赞为“乐土”的美国学者福山也认识到美国政治制度正走向“衰败”、“只有死路一条”。资本主义在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间摆来摆去而无法摆脱危机纠缠的历史事实证明,它已经拿不出新的解决危机的方案,其制度局限性已经完全显露无遗。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缺陷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比较起来,要大得多、致命得多。

四、苏联解体的根源在于背离社会主义道路

既然福山的上述观点及其变种难以成立,那么导致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随着相关材料的不断披露,人们开始从直觉和猜测中走出来,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越来越全面、理性和深刻。综合分析各方面原因,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导致苏联剧变的祸首指向已经蜕变的官僚集团:从赫鲁晓夫官僚集团发展而来,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执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苏共领导集团。

苏联官僚利益集团的形成与苏联模式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苏联模式的严重缺陷是导致苏联出现官僚利益集团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政治上的“等级授职制”,层层任命干部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制度。然而,即使这样,我们仍然不认为它必然导致苏联解体,仍然将其视为导致苏联解体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潜在的可能的因素,而不是唯一的必然因素。这是因为官僚特权制和等级授职制度既然与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和分配公正相冲突,那么只要真正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通过人民监督机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将其去除;这种官僚利益集团的破坏作用要由潜在变为事实,还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执政党的路线错误;二是国外破坏势力的渗透和演变,与之相互勾结,形成破坏力量。或者可以说,苏联高度集权而缺乏监督和纠错机制的政治权力制度、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以及英美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和破坏,这三个条件或因素加上苏联官僚利益集团这个主体力量条件,至少这四个条件或因素直接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在这四个条件或因素中,第一、第二和第四个在苏联剧变后就已经有较多研究分析,第三个则是随着新的资料的披露而逐渐引起人们重视的。

这些新资料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对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的采访记录;二是撒切尔夫人1991年11月美国休斯敦演讲内容以及对其真实性的多次相关考据;三是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大国悲剧》一书披露的美国情报资料;四是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关于苏联高层“亦官亦商”现象的相关分析。从上述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官僚利益集团已经在信仰上基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蜕变为追求个人利益的资本主义者;关于苏联解体的过程,我们发现了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那就是外国颠覆势力联合利用内部官僚利益集团,实施对苏联的瓦解和破坏,最终导致苏联自上而下解体。

外部敌对势力从十月革命胜利后始终存在,他们能够将自己的颠覆目标变为现实,必须通过内部势力才能实现。为何是官僚利益集团而不是其他集团成为这个被颠覆势力利用的对象?为何这个集团能够完全颠覆苏联而不是只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影响?因为官僚利益集团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是在实践上,已经整体蜕变为追求自我利益而不是追求人民利益的集团,苏联的解体可以为他们获取更多利益提供机会。外国颠覆势力正是利用这一点,或者通过拉拢胁迫,或者通过洗脑演变,将其转变为叛卖势力。而他们又是掌握党政军大权的精英人物,他们的权力和苏联社会基本制度的维持互为表里,因而他们叛卖的直接结果必然是社会基本制度的颠覆。

对于苏东剧变发生的原因,邓小平给出了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同时提出要重视苏联历史教训,防止和平演变在中国发生。1989年东欧事件开始时,邓小平就指出:

“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今年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

苏联解体后不到两个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很清楚,在这里,邓小平是从领导集团的政治立场角度看待苏联解体的原因的,因而强调中国从第三代领导人团体开始,就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

然而,苏联官僚集团自上而下颠覆苏联制度,为何没有遭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反对和制止?很多人由此得出官僚利益集团的这一做法得到了广大人民和党员的支持,甚至还有人看不清官僚利益集团实际上已经叛卖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他们被国内外资产阶级势力及其思想家最终抛弃,看成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抛弃。关于苏共广大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以及人民群众听之任之的表现,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认为:由于大众传媒的失控,由于失去了同群众的联系,党和国家领导层的代表们未能借助这一非常强大的支持;群众性表示支持苏联政权的游行示威可以让一切都一如既往地很正常,但当时同志们已经不再会或者忘记了到街头去发动;因此,我们大家又汲取了一个教训——共产党人不能丧失果断行事的技能和采取直接的政治行动的准备。所以,归根到底,这个问题是因为苏共没有真正贯彻群众路线、搞官僚主义极权体制,丧失了作为一个革命党的觉悟和组织能力,以及苏共缺乏对意识形态和信息传媒高度负责的态度,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局面致使许多党员和普通群众丧失了基本判断能力。

五、深入理解苏联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源

导致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这一官僚利益集团产生的根源又是什么?无论对于解体了的苏联,还是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都必须搞清楚这一重要问题。笔者以为,这个根源至少包括下面三个方面。

第一,理想信念的蜕变。尽管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但绝不应将其机械化、教条化,认为社会主义消灭了私有制,私有观念就永远随之消灭而不存在了。价值观相对于其他观念形态是最难改变和消除的。它相对于经济基础的变化而言,具有强大的迟滞性和反动(反向而动)性,即使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它也可能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将这一经济基础“拉回”到历史前期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复辟”。苏联尽管经过了社会改造、消灭了私有制,但私有观念始终存在,这包括沙皇时期传统习俗和观念的残余、新经济政策时期资本观念的残余,以及苏联时期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工资福利特权观念的残余。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也会产生“资产阶级权力”,何况这种违背按劳分配而按等级权力进行分配的制度?为何出现这种等级制分配关系和分配观念?这仍然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尽管苏联的生产关系已经实现了公有制,但这种公有制的管理权仍集中在权力部门,进行着自上而下的泰勒式层级管理,缺乏经济民主。所以,公有制本来应有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含义并没有真正实现。这种私有观念在戈尔巴乔夫搞私有化改革、外国新自由主义理念熏染背景下,在一些领导者的头脑中发展为追求个人私利和享乐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就成为一种必然。

第二,阶级立场的转变。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尽管依靠政治权力在分配关系上搞特权为官僚集团蜕变提供了条件,但仅具备这一条件未必能导致官僚利益集团的政治蜕变。只有具备了阶级形成的基本条件,即在生产资料上成为资本所有者,才能彻底使其阶级身份和阶级立场发生根本变化。根据大卫·科兹的研究,戈尔巴乔夫时期创造了新资本主义企业的人,主要包括技术专家和“党—国精英”两个部分,“党—国精英”包括共青团员、外交部官员、内阁成员、产业部或国有企业领导、国有银行职员、精英分子的家庭成员等,他们因为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且更易获取信息、抓住机遇而成为创造新私有企业的主体力量。有人分析说:“早在1987年,某些党—国精英就把自己变成资本家了。到1989年,这一现象已是遍地开花了。”

这些“党—国精英”的蜕变也有一个过程,他们的蜕变不是没有阻力的,但到了改革后期,他们也和反对派一唱一和,蜕变为反政府力量,直到1991年完全变成亲资本主义联盟的骨干力量。例如,曾担任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西拉耶夫回忆说:“和70年代的我相比,我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我们向往财产私有化……我们向往的不仅是土地,而且包括工业企业在内的私有制”;(在这个蜕变过程中)“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终结,党—国精英才抛弃旧体制。真正的事实与之相反:是由于党—国精英抛弃了旧体制,旧体制才终结”。

旧体制存在问题,但导致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是旧体制,而是“党—国精英”。“党—国精英”抛弃旧体制,把自己变成为资本家提供历史机遇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行为。

第三,外部因素转化为内部因素。应该说,当时的苏联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有人以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就是不如资本主义。这种不做具体分析而简单比较和下结论的现象今天仍然存在。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交往过程中,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干部因为理论水平差,认识不到这种差距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客观原因,开始对资本主义国家少数人占有大量社会财富产生羡慕之情。这种羡慕之情与自身依靠等级制所形成的利己主义观念相叠加,就成为导致后来理想信念动摇和蜕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部门利用这一弱点,对一些关键人物进行主动地、方式多样地渗透和收买,这一蜕变就会演变成相互强化、相互依赖的顺水推舟之势。据戈尔巴乔夫助手瓦·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100多万美元。而2003年9月20日,历史学家﹑政论家罗·亚·麦德维杰夫也承认:“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个人都拿了西方的不少钱。我的一本厚书,在英国出版,得了两千英镑稿酬;在美国出版,得了一万美元。据我所知,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薄薄一本小书,在美国出版,却得了300万美元的稿酬。叶利钦的第一本书在西德出版,就得了40万马克;在英国出版,得了10万英镑。”

这些苏联国家领袖人物、高级干部,带头收受西方带有贿赂和收买性质的钱财和赠品,这本身不仅是思想信念上的叛卖行为,而且在组织上和政治立场上也开始动摇。这种行为的恶劣影响和腐蚀作用也许一次两次不能立刻显现出来,然而久而久之他便可能丧失任何反思和批判能力,成为彻底的蜕变和叛卖分子。到那时,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就成了他的真正领导,也就是通过他的大脑和行为,成了该国的领导。在所有受外国诱惑的苏联官员中,戈尔巴乔夫的影响力是最大的。尽管我们并不认为一个戈尔巴乔夫就能葬送苏联,但如果由他带领官僚利益集团主动叛卖,那这个过程的阻力就变得小多了。据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他思想最彻底、关键性的转变,发生在1986年10月他和里根总统在雷克雅未克的密谈之后。关于密谈的主要内容,他自己于1993年在法国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重头大戏,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上述内容在布热津斯基的回忆中得到了印证:“美国确实在苏联解体的政治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苏联的解体是长达40年的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跨越了从哈里·杜鲁门到乔治·H.W.布什等总统任期,“几乎每位美国总统都以不同方式为此结果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而且做出贡献的还有其他一些人物,比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莱克·瓦文萨(波兰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以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造成苏联解体的‘新思维’的提出者)。”

(刘仁营,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月庆,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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